近年來，中國跨境電商發展迅速，走出“新手期”，逐漸遇到物流建設、融資渠道、監管優化等結構性問題。2024年6月8日商務部等九部門發布《關于拓展跨境電商出口推進海外倉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今年的《意見》將重點放在企業上，全文聚焦電商出海。從金融、人才，到基礎設施和監管服務，不僅涵蓋面更廣，顆粒度也更細，提到諸如“借展出海”“中歐班列+跨境電商模式”“先查驗后裝運模式”等具體舉措。

　　本次《意見》還明確鼓勵出海企業加速與海外的深度合作，包括支持建立海外倉、學習海外法律和風俗習慣、積極拓展本地合作等，強調頭部企業、傳統企業和行業協會等多元主體責任。

　　本文從行業發展背景和問題解決的角度，結合對跨境電商企業的調研信息，從物流基礎、合規監管和頭部效應三個方面，解析本輪新政。

　　跨境物流：鏈條長，不確定性大，需強化本地合作

　　禧壺(上海)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范宇于2021年進入跨境電商行業。他從義烏進貨，在墨西哥線上平臺美客多(MercadoLibre)主營箱包和戶外手機。

　　范宇告訴澎湃研究所研究員：“跨境電商業務鏈條很長，每個環節都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這些小概率放到一起就變成一個大概率事件。”一個產品從選品、采購、上架，到運輸、清關、入倉、配送，“總會遇到點問題”。

　　鏈條中最不可控的環節是境外物流。目前出海電商物流主要分為直郵和海外倉兩種模式。直郵是分成小包裹從國內倉庫發貨，一般至少需要兩周時間，平均成本高，海外消費者體驗也不好，選擇這個方式的人逐漸減少。

　　海外倉是商家提前把貨批量運輸到海外的倉庫，客戶下單后本地發貨，一般48小時之內就能送達。海外倉的優勢明顯，《意見》的一個重點就是“支持跨境電商海外倉企業發展”，還特別強調發展“中歐班列+跨境電商”模式。

　　然而，提前備貨模式受當地突發情況的影響大，對商家的選品能力、存貨周期管理和資金流要求更高。比如，光是“集裝箱入關-進平臺倉庫”這一步，范宇就至少踩過兩種“坑”。

　　第一是墨西哥港口的清關環節屢受當地政治社會局勢影響。2023年，墨西哥最大港口曼薩尼約港先后經歷了海關官員的換屆和貨車司機罷工活動，剛上任的海關行政副局長被武裝突擊隊暗殺。“當時兩個月，一件東西(清關)都清不出來。”范宇說。

　　第二是當地的營商環境。“產品清出來之后，從港口運輸到海外倉這一段，經常遇到被盜被搶，尤其是高貨值的產品。”而且，清關官員較為腐敗、裙帶關系嚴重，“誰跟政府關系比較好，他的產品的清關就會相對順利”。后來，范宇會多備10% 的貨作為預期“被偷”“被扣”的折損。

　　總而言之，“海外倉”是目前跨境物流優勢較為明顯的一種模式，但長鏈條和各環節不確定性，增加了商家賬期延長和庫存壓力。這是本次《意見》出臺的大背景。而針對目前海外倉模式仍存在的問題，《意見》中也提了一些解決思路。

　　一個是鼓勵通過物流企業與東道國寄遞企業開展合作，解決本地化問題。值得一提的是，鼓勵本地合作是本次《意見》的新提法，反映了電商出海在深入。的確，與當地物流公司的合作很有門道。范宇一開始與廣告鋪天蓋地的大型物流公司，結果經常丟件且賠償不能覆蓋損失。

　　“我們反反復復嘗試了很多物流公司，最后發現其實一些中小型的、低調的公司服務質量是最高的，但這些公司不是你剛進來就能找到的。”范宇說，這類公司熟悉墨西哥社會，知道如何防范丟件風險，但同時它們控制營銷成本，只服務少量客戶，所以找到他們、促成合作需要花心思。

　　另一個思路是由政府出面，為海外企業物流建立綠色通道。比如“意見”中提到，鼓勵跨境電商海外倉企業入駐商貿物流型境外經貿合作區(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是由中國政府主導，通過談判與東道國政府簽訂協議，并在協議限定的地域內，由企業為主體建立的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的產業園區)。同時，在自貿區談判、雙邊經貿聯(混)委會、貿易暢通工作組中推動加入跨境電商、物流快遞、支付結算等議題。

　　此前文件中，各類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和產業園區還在“加強試點”階段，但 《意見》已經開始號召企業入駐、加強本地合作和對接國際標準，更有建立“線上專區”等創新提法。

　　動態治理：對外做好合規培訓，對內精細化監管

　　隨著中國電商出海成勢，海外針對跨境電商的監管對行業影響也更大。

　　比如，2021年5月亞馬遜打擊賣家虛假刷單行為，超300家中國賣家受封號處理。同時，海外平臺對盜版的打擊也愈加嚴重。不少義烏商戶向澎湃研究所研究員反映，“常常是某一個產品受到侵犯產權的投訴，一整家網店都要下架被審查好幾個月。”審查往往從嚴，“稍微有點像都不行”。

　　應對海外法律和平臺規則的變化，新政的主要思路是加強培訓，遵守東道國法律法規和尊重當地風俗習慣。《意見》提出，要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境外知識產權權益維護等培訓力度;鼓勵地方政府支持有條件地探索建設跨境電商合規出海服務平臺，提供海外法務、稅務資源對接，指導企業處理海外糾紛。

　　加強培訓其實是在引導中國商家適應(而不是對抗)國際商業規則，這個思路有很多好處。某跨國互聯網廣告公司告訴澎湃研究所研究員，這些年海外平臺對知識產權的強調倒逼中國商家提高品牌意識，提升了中國商家國際化業務的能力，對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帶起了海外合規服務的市場。

　　國內來說，治理的壓力主要在金融、數據等安全監管。

　　比如，《意見》提出，鼓勵金融機構為具有真實貿易背景的跨境電商企業提供金融支持。這個“具有真實貿易背景”的定語或許與近期依托跨境電商展開的金融詐騙有關。據報道，不少機構打著跨境電商、高額收益、一站式服務的旗號招攬商戶入駐，卻在短短數月后人去樓空，商戶投入的資金也未能追回。產業政策需有效識別、排除、打擊這類企業。

　　“意見”還提出，要“在符合法律法規要求、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允許跨境電商、跨境支付等應用場景數據有序自由流動。這一措施顯示出對技術創新和跨境業務發展的支持態度，同時也要求相關企業和平臺在數據流動中遵守法律法規，保障國家安全和用戶權益。

　　頭部效應：“有條件”的地方和企業發揮示范作用

　　跨境電商已逐漸變成了高門檻的生意。范宇告訴澎湃研究所研究員，“以前非熱門地區的跨境電商是小商家的藍海，競爭廠家少，容易有爆品。但是一有爆品，大家就都來了，然后利潤就薄了。”同時，跨境電商發展至今，越來越涉及專業的物流管理和合規服務，成本和信息要求都在上升。隨著門檻提高，成熟的企業就越有優勢。

　　因為頭部企業比較受惠，也有影響力，所以《意見》中對它們的期待也更多。《意見》中3次提到“有條件的企業”，還特別點名了對“頭部跨境電商企業”“有實力的跨境電商企業”和“領軍企業”的期待。

　　這些期待具體包括：鼓勵有條件的跨境電商企業建設獨立站、海外品牌運營中心，打造品牌;希望頭部跨境電商企業加強信息共享，賦能上下游產業鏈發展;鼓勵有實力的跨境電商企業，積極應用大數據分析、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工具，提高數據分析、研發設計、營銷服務、供需對接等效率;參與制定跨境電商等外貿新業態領域國家標準、行業標準，推動與跨境電商主要市場開展進出口產品標準對接。

　　此外，《意見》中還16次提到對“有條件的地方”的期待，顯示出對跨境電商頭部城市進一步發揮示范、輻射作用的鼓勵。

　　“有條件的”地方可能包含哪些城市?根據《2021年度中國城市跨境電商發展報告》，目前有15個城市跨境電商發展排在第一梯隊，分別是廣州、深圳、杭州、鄭州、寧波、上海、蘇州、青島、成都、南京、東莞、重慶、北京、福州、長沙。這些城市在產業基礎、營商環境、交易規模、產業鏈主體、跨境電商載體、技術創新、模式創新和人才培養方面都有明顯的優勢。

　　《意見》號召這些城市創新地方產業政策，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向：加速跨境電商賦能本地傳統產業;為重點領軍企業提供“一企一策”甚至“一對一”的服務;組織企業赴境外參展;出臺跨境電商行業高層次人才認定標準;探索以市場化方式設立產業發展基金;探索建設跨境電商合規出海服務平臺。

　　總而言之，根據商務部外貿司負責人的說法，《意見》根據專題調研、針對行業企業訴求形成，反映了過去幾年行業的新變化。

　　相對以往以國家為出發視角的“粗線條”政策，本次新政把重心轉移到培育和號召企業上，關注協會和地方行業組織等產業生態中的多元主體，點名了諸如“開設跨境電商+小語種相關課程”和“以市場化方式設立產業發展基金”等具體的指導意見，還新增數據安全、合規經營、加強本地合作和豐富出海資訊等內容。

　　但是，目前《意見》的主體仍然是方向性的號召，具體落實還等待地方出臺細化舉措和行動方案。